[主要成就]
诗
综述
周密早年生活较为安逸，虽有奔走之劳，但仍不乏壮志与激情，交游唱和是其生活的主要内容，诗书之乐是其生活的重要情趣所在。这种生活方式及精神状态在宋末士大夫群体中具有相当的典型性。这不仅构成周密的创作基础，而且决定诗歌内容和价值取向。较之以他的词创作，这四百余首诗以更为丰富的视角刻画和展现出作家的生存面貌与情感世界，完整地塑造出一位在乱世中异于流俗、志趣高雅的文人形象。
内容
周密青年时期受四灵及江湖诗派影响，其诗歌多为吟咏闲情、怀古咏史之作；壮年时期因个人遭际及社会环境的变革而更多地表现出倦心欲隐、感时伤怀的主题思想。然而，国家的覆亡，却使宋末文士真切地体验到了乱离之苦和亡国之痛，于是周密晚年时期诗歌的主题思想则主要体现为咏叹黍离和共叙悲情两个方面。
闲适自得的田园及家居生活类作品几占周密诗歌总集五分之一，是其早期最乐于和善长抒发的主题。周密虽有济世之志，却只能以雅士自居，寄情田园山水，回归内心世界，获得一方精神乐土。在描写田园风光的作品中，周密并没触及民生疾苦，往往是单纯地描写自然幽静的乡野，传递出纯真古朴的思想境界。如《秋晚郊行即事》用随处可见的农作物刻画出田园风光，栩栩如生。 除外出所见之风光，家居生活在周密笔下亦十分生动。如“底用人前颂子虚，子安知我不知鱼（典出《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这种场景在经语言提炼的同时，也将周密的内心世界与外界隔开，颇有傲视独立的意味。
风格
周密的诗歌随年龄的渐长呈现不同的风格面貌。青年时他作诗以宋趋唐，注重诗歌的情韵和流畅华丽，钱钟书说他“也学晚唐体，在一般江湖派所效法的晚唐人以外，又推进了些李贺、杜牧的风格”。 虽然学习唐人宗法，又因受宋代诗歌发展的影响，虽无法做到唐诗的清丽流转，却能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独特的钟情流丽风格。 随着步入壮年时期，周密个人内心和国家社会的景况发生变化，其诗歌已经渐进为以宋调为主，略带唐风。周密中年时期以苏黄为创作指归，同时追求意格，形成典实明赡、蔚然博雅的诗歌风格。 宋亡后，周密写诗言情，皆从肺腑流出，主要体现为杜诗的沉郁悲壮之风。他总结自己的诗风变化：“作诗少负奇崛雄赡，晚乃寝趣古淡。”
其诗歌作品也随内容和形式不同呈现出互异的风格：田园家居诗，多用绝句，含思清婉，饶有风致，兼陶渊明、王维之风；咏史诗，多用五、七律，对偶精切，沉郁顿挫，似李商隐、杜牧之格；感怀身世之作多组织严密，含情凄婉；游宴诗多用排律，反复迭沓，境界多凄清孤绝，情韵幽折。而疏远闲淡在其早期作品里占据主导的地位，成为整部诗集的主导风格，与他在自诩的隐士身份相吻合。
特色
周密诗作在写作技巧上以用典为特色。他生活在社会变革的边缘，危机感加之“江湖诗祸”对文士创作心理的冲击，给感怀咏史类作品带来隐晦的色彩。这与周密自身素养密不可分，他博学强识，熟知历代掌故，使用典故驾轻就熟。他热衷于从书本中借用故实，抒发自我复杂的感情。故较之同期诗人作品，周密用典为多，尤以感怀诗中应用为最。周密借助对典故及故实的适当使用，扩充了作品的内涵，增添了历史积淀的厚重感，而读者则可借助典故，深入地探索周密隐藏的丰富情怀。
在句式上，周密作诗特别注重句子内部的并置关系，尤爱用当句对。《草窗韵语》中的当句对不仅数量可观，而且质量上乘，艺术造诣很高。他关于对偶的运用无雕琢痕迹，自然圆成。比如《山居》：“隐几支颐枕曲肱，丹田养气石田耕。红旗黄纸非吾事，白石清泉了一生。”丹田与石田，红旗与黄纸，白石与清泉，皆信手拈来，颜色、情志、趣味俱在其中，对偶精工，妙合自然。
诗学
周密在反对宋末“永嘉四灵”、江湖派格局狭小和江西派末流规刻过甚、理学诗质实无文等弊端的基础上，自觉地继承儒家的诗教观，重视诗歌的社会功能，保持诗歌的风雅精神，反对门户之别，将自身理论融入宋季元初诗歌反思思潮的洪流。在这个诗学理论极度缺乏的年代，周密诗论的提出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也显示出周密与众不同、挺拔于流俗之上的进步思想。但周密的诗论未能系统化，在某些看法上也不够填密，尚需推敲。
南宋末，江南诗人或承江西诗派之奇峭艰涩、瘦硬生新，或学四灵诗之纤弱，过于雕饰，刻意求工，追求奇巧，致使诗句支离破碎，反而失去自然本性。周密大力推崇自然妙合的意度（指诗歌所体现出的雍容自得的整体风貌），反对刻意雕琢。周密特别推崇魏晋人物，赞美心迹超然而身名无累的人生境界，将萧散自得、淡然处世作为人生极致。这些美学思想反映在其诗学理论上就不难形成“意度”的内涵。
词
综述
周密词最主要的特色是格律严谨、结构缜密，风格秀雅、字句精美。在结构风格上，往往接近周邦彦。因为姜夔、吴文英也都是取法周邦彦又自成家数，所以周词也有不少借鉴姜夔、吴文英的痕迹。在表现手法上，同他的散文小品一样，周密最善于写景，体物异常细腻、准确形象。
风格
周密为南宋末年雅词词派领袖。他的词作融会姜夔、吴文英两家之长，形成了典雅清丽的词风。他一方面取法姜夔，追求意趣的醇雅，另一方面与吴文英交往密切，词风也受其影响，因此与之并称“二窗”。他的成名作、描绘西湖十景的组词《木兰花慢》，即以文笔清丽而著称。周密创作继承的主要是姜夔骚雅清空的路线。音律谐婉、语言典雅、意境幽峭，是晚宋姜氏效仿者孜孜追求的目标，而手法之细腻，情感之含蓄，亦是此派词人的共同的风格倾向。周密词也应作如此观。
周密现存词作虽多作于宋亡前，但风格并不单一，且随年龄的变化而呈现出各种不同的美学风貌。周密早期词受周邦彦词风的影响，多以协音律为创作宗旨，语言华丽浓艳。他极爱和周氏之韵，在作品中也屡屡化用其句，甚至在谋篇布局、章法结构上亦追寻周邦彦，从而形成周密早期词典雅工丽、富艳精美的艺术风格。随时事的变化，创作目的由追求艺术效果转变成有感而发的创作，周密词作中情感比重增加，由最初的以景物擅场，逐渐转变成情景交融、情胜于景。词风也由稼丽转为清丽，最终完成了由效法周邦彦到遵循姜夔的转变。
题材的不同也影响了周密作品的风格。咏物词蕴籍雅伤，纪游词多疏荡清拔，亡国之词多意境雄浑、音节凄清，风物词多谐婉工致，风格亦杂揉张先、周邦彦、姜夔、吴文英诸人，甚至可从中晚唐李贺诸人身上找寻到些许关联。总括其词，诸如清疏典丽、骚雅清空、沉郁阔大的风格，皆有体现，但仍以清空婉转为主，与张炎所提倡的“清空”、“骚雅”相应。
内容
周密的词作内容以宋亡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收于词集《萍洲渔笛谱》内。后期作品见于《草窗词》和江昱所辑的《萍洲渔笛谱集外词》。前期作品多为吟风弄月，宴饮酬唱，此时南宋已危若累卵，但在前期的一百多首词作中毫无反映。后期词作不多，但有不少抒发亡国之恨和故国之思的苍凉凄咽之作，如被公认为压卷之作《一萼红·登蓬莱阁有感》。 此词主要抒发羁旅思乡之情。由于国破家亡。此时实际上已是无国可投，无家可归，因此比起一般羁旅乡愁，更觉感伤凄凉。这种将身世之感与黍离之悲杂糅的表达方式是周密后期词作的主要内容。如《三株媚·送圣与还越》、《献仙音·吊香雪亭梅》等皆是如此。前一首中的“故园愁眼，立尽斜阳无语”是词人的自我写照，而“废宫荒芜”、“俊游零落”则是宋亡的缩影；后者以梅自喻，词中的“凄凉市朝”、“斜阳衰草哦”则是时代的剪影。
周密的咏物词和抒写离情别绪词作也很有名，前者如《水龙吟·白莲》《齐天乐·蝉》；后者如《玉京秋·烟水阔》等。
词学
作为南宋末年的雅词作家，周密强调创作要“无兴不作”，《齐东野语》卷十九“兰亭诗”条云：“盖古人意趣真率，是日适无兴不作，非若后世喋喋然，强聒于杯酒间以为能也。” 虽然灵感的到来有其偶然性，且转瞬即逝，但它又有其必然性。在周密看来，大自然和社会生活皆是激发“兴”的触媒。他的词前序文中就多有记述，有“自然景物”的触动， 又有社会人事的触发。 客观的自然景物给予词人创作的灵感，而这些景物又兴起社会人事的感触。二者的交融，触动了周密创作，使蕴藏在潜意识层的情思打开了突破口，使激情得以勃发。
周密的情志观，是瓣香刘克庄，主张“情”与“志”二者的融合，周密论词多以“寄怀”、“赋情”等以示意，尤其体现在自己的词前序文中。 如果“情”更侧重于内心之情思，“志”更侧重政治抱负，那么抒发亡国之痛的“荆棘之悲、黍离之感”便是“情”与“志”二者的融合。 周密认为“情志”的表达应该达到意蕴深厚和美感悠长的效果，其寄托方法是：
1、“托闺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周密《绝妙好词笺》所选一百二十二首恋情词皆有此特点，寓身世遭遇之感和家国情怀于儿女之情。
2、“借咏物骚人墨客之豪”。这是周密较为崇尚的方式，即借物之形传己之神。《绝妙好词》选词384首，咏物词63首，仅次于闺情词居第二位，所选均为南宋词作。
周密以一种欣赏的眼光拥抱大自然，他特别崇尚“清丽淡雅”之景。《绝妙好词》所选384首词中所描绘的景色皆给人一种清淡疏旷、淡雅空濛之感，富有图画之美。然而，周密所崇尚自然平淡之美，不是枯槁，而是有趣味和韵味，是得其意态，悟其筌蹄。 周密所认为“趣味”与张炎《词源》中所论的“意趣”内涵是一致的，《词源》“意趣”的阐述中所举例子，如姜夔的《暗香·旧时月色》《疏影·苔枝缀玉》《扬州慢·淮左名都》和吴文英的《声声慢·檀栾金碧》等皆入选《绝妙好词》。
哲学
传统儒学
周密的儒学思想来源于他的家学、师承，又通过社会交往的相互影响，得到充实强化，带有很强的伦理道德色彩和经世致用的积极精神。这种特征既反映了宋季社会思潮的一般要求，又体现出周密儒学思想的本质内容。此部分观点散见于其作品之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以儒学为主，佛道兼收。儒家思想在周密思想体系中无疑占据了统治地位。作家所怀有的达济天下，尊王攘夷，爱民护民及以捍卫传统文化为己任等儒家思想，分别以他的出仕救世、甘为遗民、抵制公田之法、勤于著述等一系列实际行动得到验证。但相对于儒家思想中的积极用世，他的思想略偏于旷放和归隐。这是因为他身处衰世，缺乏应有的政治热情，加之仕途不畅，使得思想偏于消极。宋朝的灭亡是他思想的转折点，周密晚年的儒家济世之情，一面表现为著述中流露出的故国之情和对元朝的不合作态度，另一面则表现为家国灭亡所激发出的历史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同时老庄之学的影响也不可小觑。周密浏览道家及佛家典籍颇多，并且他的作品经常流露出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倾向。他晚年极其注重养性之学，将道家修炼之法门“胎息”置于《癸辛杂识》第一则。虽然避世思想是消极因素，但周密在宋亡后始终不仕，以著述为业，却显示了他积极进步的思想主流。
尊正统、辨华夷的历史观。在宋元之交，严华夷之辨、谨华夷之防成为当时士人思想中重要的一个层面。南宋的灭亡，象征着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沦丧。这种残酷现实，在周密心里浇铸出一道森严的“夷夏之辨”的墙壁。他在宋亡后，选择了隐居终老，托黄冠以晦迹，并屡加体现这种思想。虽他的笔记作于元初，但周密从不按旧例，称“宋”为“前朝”，仍以“宋”呼之；而对于元，则称之为“虏”，情感十分鲜明。出于这种华夷有别的思想，周密在《癸辛杂识》中引用陈过的言论，将以“攘夷”为特征的民族思想融入到正统观中，鲜明地表达出自己“正闰”观点。将宋王朝的灭亡，归结于天运气数，而将蒙元比喻成袅、境、蛇等禽兽，夏承焘曾言其“指斥当时异族之统治尤显。
王道仁政的政治观。周密少年时期，胸怀大志，“鹏搏翅垂天，不作酿鸡谋”， 颇有济万民苍生的气魄与胆识。对于王道仁政的期许，在其诗歌作品中有多次流露，如《怀新》：“细诵七月诗，仁意森莫御”。 而在晚年著述中，则借助对施行王道仁政的皇帝及官吏的推崇，表露无遗，如《癸辛杂识·孝宗行三年丧》。同时对奸臣的弄权误国、伤民害民之举口诛笔伐，尤以揭露贾似道为力。周密虽崇尚王道圣政，但由于本身的阶级立场，他对于农民起义持鄙夷态度。所著《癸辛杂识》评龚开《宋江三十六赞》，不但没有同情，反而透露出他试图以农民起义作为反面教材，来警示当国者的用心。
理学
周密出生于儒学世家，自幼深受儒家正统思想的熏陶，又生活在理学占统治地位的宋末，对濂溪（周敦颐）学说及道统思想，有着本能的推崇和向往。他早年阅读伊洛群书，从他言行及著述中都可看出理学对他的巨大影响，但周密面对社会现实以及理学的异化，不得不开始对理学进行反思和批判。周密对于理学取舍有道，因为理学作为中原文化的一种象征，在亡国后业已成为士人的精神支撑，但他目睹了宋末道学误国，不能不对其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周密正是在如此背景下开始对理学的反思。
概括而言：
1、对理学的总结与汲取。在《齐东野语》“道学”条中，周密追述了理学的发展源流，精辟有力：他把道学家分为四等：第一等是以伊洛大儒为代表，从二程至吕祖谦、朱熹，是传孔孟之道得之正宗的真道学；第二等是杂以佛老异端，词章之学与功利议论者，即张九成、陆九渊与永嘉学派，不能视为纯粹的道学家；第三等是诡附道学的浅陋嗜利之徒，已然不当“道学”二字；而最下一等则是利用道学的统治者，道学不过是他们政治权势争斗的借口而已。周密从中道出了一个重要的文化事实：道学作为一种文化类型，在现实中转化为一种多层面的文化心态，构造出二极对立的人格和千奇百怪的世相。
2、对理学的批判。对于理学在宋季引发的种种怪异现象，周密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抨击之词处处可见，如《癸辛杂识》“道学”一则，描绘出“伪道学”的荒诞，“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间扦边者，则目为麓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在对宋末历史的透视中，周密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权者为一己之私，起用伪道学的误国之罪，同时也暴露了此辈的丑恶嘴脸。痛斥宋末伪道学的猖撅之余，对于道学家的迁腐与守旧，周密也毫不掩嘲讽之意。他借助《齐东野语》“台妓严蕊”一则笔记通过严蕊的慷慨陈词，将隐藏在道学面目之下的党同伐异以及对人性的漠视刻画殆尽。
周密是宋元之交笔记著述中论述理学最细致的作家，在肯定理学对传统文化的贡献、理学家的人格魅力之余，批评之辞更为大观。周密并不是位理学家，但他对理学的认识与批判是当时不满理学之言的总结与发挥，体现出当时社会思潮的进步走向，同时也无疑代表了日后“反理学”理论发展的一种趋势。
史学
周密是宋代知名的野史作家。在他看来，著史无疑是在文化萎缩甚至倒退的乱世之际，保持传统延续的必要途径。笔记中多次出现“以待来者”，“异日复古或有取”之一言，说明周密著史的严肃性与鲜明的针对性。周密的史学思想既继承了优良传统，更有推陈出新进步的史学主张，可为后世提供借鉴。
周密在著述中力主客观全面评定历史人物，以关于贾似道为例。贾似道入《宋史》之奸臣传，周密亦称其“似道误国之罪，上通于天，不可悉数。”在《齐东野语》“贾相寿词”、“咸淳三事”等诸多条目中，周密对他弄权误国、好大喜功及排除异己等多个人性侧面予以披露。但周密采取了客观全面的标准来对其“盖棺定论”，在指责贾氏颠倒朝纲、祸国殃民外，亦肯定了他某些有利民生的进步举措，如《齐东野语》“杭学游士聚散”条诸则，先言贾似道才之长，后言其才之短，客观全面。周密秉承进行客观的评述的原则，总结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看待他在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无疑是史家正确的方法。正因如此，他的著述具有高度的史料价值，为后人所广泛采纳。
周密突破传统观念，勇于书写女性。他对于正史不为妾、蝉、妓等身份低贱的女子立传表示质疑，他认为在乱世之中能守节不屈者，尤为可敬。《齐东野语》中就收录了台州妓女不畏强权、宁死不屈的故事。这位身穷志坚的女子在朱熹伪善面貌的映衬下，愈加令人景仰。同书“黄子由夫人”一则，载黄夫人生平大略，对其才艺叙述道：“俊敏强记，经史诸书略能成诵。善笔札，时作诗文亦可观。自号惠斋居士，时人比之李易安云。”
绘画
周密不仅诗词文皆通，且书法绘画俱佳，是一位少见的艺术全才。夏文彦《图绘宝鉴》言其“善画梅竹兰石，赋诗其上。” 除《图绘宝鉴》外，明赵琦美《铁网珊瑚》、朱存理《铁网珊瑚》、朱谋垔《画史会要》、清《御定佩文斋书画谱》等，均将其作为画家，予以著录。他的画作，流传甚少，到清人王毓贤撰写《绘事备考》时，不过仅存十幅，即“秋兰图一，谷兰图一，梅竹图一，梅花图二，墨竹图五。” 流传至今的只有一幅《英雄图》，现藏于日本。
音乐
周密精通音乐，他先后投在音律大师杨缵和马廷鸾的门下，与王碧山、陈西麓、施梅川、李筼房辈“相与讲明而切究之，宜其律之无不谐矣”。其笔记中有许多讨论音律的章节：在《浩然斋雅谈》中，专有“容与”一目来讨论声律、押韵。又《齐东野语》卷八“六么羽调”条云：“唐有新翻羽调绿腰。今世也有六么，而其曲有高平、仙吕两调，又不与羽调相协，不知是唐遗声否？” 从论述中可以看出，周密谙熟律调以及宋以前的旧律，是音律大家。他潜心于乐理琴律，能自度曲，“羽调《解语花》，音韵婉丽，有谱而亡其辞” ，其他如《采绿吟》《玉京秋》《月边娇》等皆为其自度曲。而且他对自己词作音律要求甚严，据周密《木兰花慢》词序记载：“是知语不难工，而难于协。” 。周密还把他对音律的音乐家眼光代入到自己的诗词创作与选词中。对于他人之作，周密也多从音律方面进行评价，他评价张枢家姬所歌“调闲婉而辞甚习，若素能之音”，他评自作词《采绿吟》“音极谐婉”。因此周密《绝妙好词》所录词人大多精通音律，并且这一类词人词作入选很多。
周密在自己的著作中还详细的记述了宋代音乐发展的全貌。《武林旧事》中的音乐文献近一万两千字，涉及宫廷礼乐、教坊宴乐、城市市民音乐、杂剧、傀儡、舞队等。《武林旧事》中有两份完整的乐人名单，分别见于《武林旧事》卷四《乾淳教坊乐部》和卷一《天圣基节排当乐次》，分门别类记录了宫廷教坊大乐中各部色、各身份的乐人。它们是考察宫廷教坊乐人非常具体化的材料。前者分明记录乾道、淳熙年间的乐人姓名，包括杂剧色、歌板色、拍板色、琵琶色、箫色、秘琴色、筝色、笙色、舞旋等，分别隶属德寿宫、衙前乐、钧容直、教坊，或是和雇。这份记录为了解南宋乾道、淳熙年间的宫廷教坊乐人数量、规模和身份构成，提供了依据。 《癸辛杂识》中则载宋代德寿宫的舞谱，记录舞蹈动作63个，这条文献使模拟再现宋代舞蹈动作有迹可循。其记录涉及的范围，从空间上来说，从宫廷到都市的各个阶层；从时间上来说，伸展至宋代以前；从类型上来说，从音乐结构到乐曲、乐器、乐人；从音乐体裁上来说，从戏剧到歌唱、舞蹈、器乐。除外族外国音乐没有涉及外，周密笔记音乐文献的范围几乎涉及到宋代音乐文献的每个领域，堪称百科全书。
文物鉴赏
周密是宋末浙东南较有名的文物收藏及鉴赏家，自称“家藏名画法书颇多，都被我收录成谱。”他的一生，“评砚品、临书谱、笺画史、修茶具”，读书、藏书、校书和著书，兼而事之。
特别是晚年时，周密尤好鉴赏。《云烟过眼录》和《志雅堂杂钞》就详细记录了其与友人进行书画文物收藏与鉴赏的活动。这两部书画收藏类笔记文献里涉及到同时代的书画藏家近五十多位，著录内容也非常全面，涉及书史、藏家、藏品、裱褙、题践、鉴赏、印章、真伪优劣、价格、流传等各个方面。甚至还有在南宋御府观赏书画的经历。
周密在鉴赏过程中格外重视书画装潢，它的产生与发展对书画艺术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法书名画的创作、欣赏、收藏和流传无不赖其辅助而存在。他曾作《绍兴御府书画式》专门记载南宋高宗朝内府书画装潢情况，对当时内府鉴定人曹励、龙大渊、张检、刘琰、黄冕等人破坏前辈装潢的行为提出批评。
鉴藏家之印记不仅可以考察作品的流传历史，也是验证作品真伪的重要依据。周密在《志雅堂杂钞》对当时内府和私人藏家的鉴藏章的著录为后人了解宋代及以前官私收藏的钤印情况提供了史料。如贾似道的鉴藏印，如“悦生”葫芦印、“秋壑”等。除此之外，还有一方形“封”字印，而周密则在此书中对此枚印章做了最早的著录，成为珍贵的鉴定材料。
而对于收藏家而言，通过鉴藏章考证书画真伪的作用毋庸赘言，周密则重视印章的审美及其在整幅作品中所起的点缀作用，并以此来判定作品的高低。印章刻工的优劣、内容的雅俗及钤盖位置是否得当都会影响到整幅作品的艺术效果。除此之外，这些印章也反映了作者的性情，北宋画家王诜因印章筑文的特殊安排而周密评价之为“好奇之士”。
周密鉴藏圈中的成员身份各异，他们通过多种方式交流彼此的藏品，书画成为他们之间交往的纽带。周密所收书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世事的变故逐渐散失，对书画聚散无常的切肤之痛，是促使周密编撰私人书画目录的主要动机。在收藏书画的过程中，周密对“奇”与“古”的推崇，代表了宋末元初书画收藏理念的典型特征。而其所主张的结合史实、印章、题跋等因素鉴定书画的方法，已经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可以说代表了宋末元初书画鉴定的最高水准。
笔记文学
周密可算的上是南宋的笔记大家，他留下了丰富的笔记，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其网罗采撷，涉及面广，材料繁复，是研究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的重要文献。
周密的笔记可以大致分为“历史性史料笔记和文艺性史料笔记”两种。 周密在组织和记述这些材料时，根据不同的题材及叙述需要，进行适当的剪裁和布置，运用丰富多样的文字技巧，以达到最佳的叙事效果。周密笔记的叙事特征，就体现在详简互宜、分类取舍的叙事笔法上。对于重大史实和时政要人，周密笔记的文字叙述比较详细。如对于韩侂胄之死，其本传仅言只言片语。
《齐东野语》“诛韩本末”条则记叙韩侂胄被诛经过 ，插入了事变的细节描述，特别通过韩侂胄与周筠的对话，一劝一叱，将韩侂胄刚愎自用、自势自负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语言简练而叙述生动。 在记述重大场面时，周密按照一定的叙述程序，有条不紊地记述，过程清晰，层次分明。在记载朝政典仪的篇章中，周密极尽文字铺展之能事，辞藻富瞻，描写场面宏大壮观，同时也富有层次感。
周密笔记通常具有卒章显志、诗词点缀的叙事结构。在周密的笔记中，往往先是客观的记述，最后在篇末点明叙事的主旨或本意，表达对时事的关注和抒发感慨。如《癸辛杂识》“改春州为县”条， 先是记述了王安石改春州为阳春县而不致使获罪者贬至此地的做法，最后点出主旨：“此仁人之心也。”高度赞扬了王安石的仁举。
在笔记创作中，周密常将诗词作品引入到文中，既丰富了笔记叙事的内容，也增强了笔记的文学色彩，提升了笔记的文学性。以《武林旧事》为例，书中所引用的诗词作品就多达五十余首。从此书所引用诗词的作者来看，主要是南宋文人，如李珏、姜夔、吴文英、李彭老、朱继芳、俞国宝、张良臣、黄洪、赵汝愚、叶绍翁、曾觌、吴琚等。如卷一“大礼”条描写皇帝南郊时，引用了李鹤田诗：“严更频报夜何其，万甲声传远近随。栀子灯前红炯炯，大安辇上赴坛时。”（《上皇南郊礼成》） 用诗来描述宫廷礼节宏达的场景，蔚为壮观。
同其他文体一样，除了叙事，笔记也具有抒情特征。周密往往在叙事的过程中融入了情感因子，使笔记具有了抒情基调。叙事与抒情两大传统在笔记中得到了融合和互渗。“临安”是周密笔记中一个突出的意象，集中体现了周密笔记的叙事情韵。一方面，通过叙事，周密真实记录了现实生活中的杭州，展示了丰富多样的城市文化生活；另一方面，通过追忆故都临安，表达自己深深的故国之思。
从而使地理上的杭州，变成忆念中的临安。空间与时间的交织，现实与回忆的融合，物象与意象的转换，使周密笔记中的杭州意象承载了叙事和抒情的双重功能，具有了丰富的文化意蕴和感情基调。 通过周密笔记的记录和描述，杭州成为了一个具有多种情感内涵的文化意象，进入后世文人的视野。明代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寻梦》，刘侗《帝京景物略》，清代戴璐《藤阴杂记》及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等笔记，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周密的《武林旧事》的影响。
主要作品
笔记小说：《武林旧事》（其中《观潮》被选入初二课文）、《齐东野语》、《癸辛杂识》、《志雅堂杂钞》、《浩然斋雅谈》、《澄怀录》、《云烟过眼录》。《武林旧事》主要记载南宋都城临安城市景观和市情风物。《癸辛杂识》是唐宋史料笔记丛刊。《齐东野语》记南宋旧事为多；又记文坛掌故、文人轶事；考证古义，极详细丰赡。《志雅堂杂钞》录有关图画碑帖、诸玩、宝器、医药、阴阳算术、仙佛、书史等方面的知识。《云烟过眼录》记载当时各家所藏奇珍古玩及评论书画。
词集：《萍洲渔笛谱》。以清乾隆时钱塘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所收《蘋洲渔笛谱》二卷和《草窗词》二卷、《草窗词补》二卷为最古；另外有咸丰时杜文澜辑刻《曼陀罗华阁丛书》据鲍本校刻《草窗词》，较为通行。另有江昱疏证及辑本集外词，朱孝臧无著盦辑校《草窗词》，王鹏运《四印斋》本，《彊邨丛书》刊本，天一阁藏抄本，《四部备要》本，中华书局排印本。今有：邓乔彬点校《蘋洲渔笛谱》1985年本。
编南宋词选集：《绝妙好词》。此选集不仅有笺注本，还有校录本。清郑文焯著有《绝妙好词校录》一卷，有清光绪刻本，今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校点本。
藏书：周密勤于辑录宋代文献。家藏图书极富。父周晋积累旧书有4万卷。自称家有三世积累，凡有书42000余卷及三代以来金石之刻1500余种。建藏书楼为“书种堂”、“志雅堂”、“浩然斋”等，常校雠其中。编纂有《书种堂书目》、《志雅堂书目》，惜已早佚。
周密 （1232年—1298年或1308年），字公谨，号草窗，又号霄斋、蘋洲、萧斋，晚年号弁阳老人、四水潜夫、华不注山人。祖籍济南，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宋末元初词人、文学家、书画鉴赏家。